一名右派的大饥荒岁月

乞力马扎罗山

－－作者：李原

石鼓山农场是饥荒岁月（1959—1961）福建日报社创办的一个度荒临时农场，固定劳工为“右派分子”及各种另类，附带安置若干家属和精简编余的印刷工、勤杂工。我有幸在此充当苦力，死里求生，苦苦挣扎了3年。

萨场长的下马威

我被错划为右派，在建瓯县徐墩公社监督劳动了19个月后，奉命调到该场。1959年8月1日，我从火车站直接回到妻子在省教育厅的宿舍，连夜到报社总编老孙家中，感谢他调回的恩德。孙总慰勉有加，要我休息几天再去农场。其实何恩之有，不过给农场添加一名苦力而已。

3日晨，从建瓯运回的行李原封不动地直接运往闽江上游码头，搭江轮溯流而上。船驶离南台岛末端的淮安，江面豁然开朗。在连绵不绝的沙洲北岸，遥见一个凸出的石岬。石岬顶一栋木屋，屋顶一支风标，这就是废弃了的白头航运站；有客时船照样泊靠这里，接送闽侯县荆溪公社的旅客。

登陆极目远眺，职业性定一下地标。这石岬称白头，属港头大队地界，岬后小山包称石鼓山，距福州城25公里。对岸为白龙村，西尽头竹岐，炊烟袅袅；东尽头侯官、上街历历在目。

我挑行李拾石径林荫道而上，面前小山麓三栋农舍一字排开。不言而喻，这就是石鼓山农场场部了。我东张西望，炊事员指点场长住在东头大房里。老相熟萨场长曾在建瓯首批下放劳动共处过。他嘻嘻唤了一声“李原”，接过介绍函和建瓯转来的户粮文书。他脸色由晴转阴，喊道：“粮票呢？”我垂手应答：“我的粮食关系8月份转入农场，哪有什么粮票？”他伸手索要：“这上面明明写着结余粮票85斤。拿来！”他的大头涨得更大了，“啪”的一声，击桌而呼：“李原，您，您，您，狗胆包天，极不老实，私藏粮票，要全部归公！”萨大头的头一个下马威，搜走了我身上属于个人节余的所有粮票，致使我后来差点饿死。他指定我住在临时劳工的宿舍里，占了架床的一个上铺位。当天收工后，劳工们都到闽江滨洗濯。我脱衣径往江心游了几个来回。单凭游泳这件美事，我一下子爱上了石鼓山。

翌晨出工大会上，萨场长又一个下马威，郑重宣布：“右派分子李原一进场就犯了两次纪律，一是隐瞒粮票，一是擅自下江游泳。今后如再犯，老子就不客气了！”

怪不得萨某在我身上撒气。原来，此时的农场没有一名党员，凡20级以上的都被封为副场长，共5人。他们都是与我同一批到建瓯劳动的，回社后未得到安置，悉数转来农场。萨某17级，原工商部秘书，主持工作（无部主任），故任为场长。他一再被下放，情何以堪！

此时全场约30人，耕种租自当地生产队的6亩水田、20亩园地，养猪10余头。农事全靠聘自当地的两名党员生产队长，吆喝指挥。全场皆为“革命群众”，惟我是专政对象，农民队长的管束毫不手软，当面骂娘，指东划西的。

真正体会到苦力的滋味

我过了半个月的孤单日子，来了4个“阶级兄弟”。他们是与福建日报社合并的新华分社的右派分子郑、肖、龚、戚（女），也是结束在建瓯的劳动转场来的。彼此是老相识。过些日子又配来几名固定劳工，包括第二批下放建瓯撤回的张某，不知何故变“黑”了，又降工资，又与“右派分子”为伍，被“专政”了。

农场所需口粮、饲料、燃料（煤炭）皆由江轮运来。小轮抵白头站没定时上班时间，采购员上岸遥遥呼叫，场长哨子一吹，全体场员前往搬运。但工余或即将收工时，特别是盛暑午睡时刻，大家显得无奈；因为都是“革命群众”，人不分贵贱，仍能自觉奔往码头。自从来了“右派”等另类之后，应哨者日渐零落，终至绝迹，于是，工余时间的搬运，就成了6名“专政对象”的专务。

自码头到场部仓库有百余米的上坡路，一包饲料50公斤，只有强壮农民单人扛得动，场员通常是两个人合扛一包。老右已脱胎成了农民，我与郑、龚都独自扛一包上山了。

背负百斤大麻包，呼哧呼哧一步步挨了上来。肚子咕咕叫，饿得眼冒金星。浑身水淋淋，咸汗浸昏了双眼，额头快磕到面前石阶上。脑海飘忽垂死的幻象，但愿立即躺倒死去。只有这个时候，才真切体会到苦力的真谛，每个月都有若干次极致苦力的体验，如此磨砺一天，胜读十年书，何惧不能“脱胎换骨”？

猪比苦力吃得饱吃得好

农场大面积种植莴苣、空心菜，摘了一茬又一茬，成了三餐的必备菜，场员吃了倒胃口。场部认为我机灵，派我带老汪专责种菜。我们在水塘边荒埔开出一片菜畦，播下油白菜、花瓶菜、苋菜、牛皮菜，栽下茄子、番茄、豆荚。早晚从池塘挑水浇灌，四天上一次肥，第十天便有小白菜上餐桌了。副场长张若愚大喜，送来一大本《中国蔬菜栽培学》，命用心钻研。我每月回榕探亲，必往西门菜市场，购回当令菜苗种植。

老汪是南下服务团的大学毕业生，比我年长得多，高度近视，从未接触过农桑，矮个子，少力气，动作迟缓，历次运动中被整得木讷寡言。他今与“右派”为伍，愿打下手。重活技术活我包，零碎活由我分派，我叫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老汪从无异议。但“革命群众”旁观者清，纷纷为老汪打抱不平，说什么“右派分子气焰嚣张，指派革命干部干这干哪。”场部遂以李原“翘尾巴”之罪，免去种菜的“轻活”，调进养猪队嗅臭味。

我与龚右派为一级劳力，专司挑饲料、冲洗猪栏、挑煤、烧炉等重活，女队员负责煮饲料、喂猪。炉膛煤块终年燃烧，大铁锅熬着米糠、臭地瓜、水浮莲、飘逸着诱人的粮食香味，我不禁叹道：“猪的日子比我们过得好啊！”

我与龚去山下的港头村水塘打捞野生的水浮莲，一天十几担挑回来下锅。猪由五六头增至二十几头，港头水浮莲终被捞光。全场劳力开往铁路外的荆溪水浦打捞水苋菜，长途运回，倒在猪场水池青贮待用。千辛万苦养出来的肥猪，一头头杀了送往报社食堂，而养猪者却尝不到肉味，只得到猪血和下水加个菜。

我俩浑身发臭，比“右派”两字还臭，便跳入闽江浸泡。但夜眠时仍旧臭。再好的衣裳没穿半天便让煤熏黑了，干脆套件叫化子百衲衣。偶而偷闲回宿舍喝杯水、抽根烟.农民党员洪队长便臭骂一顿。有一回骂我们：“你妈的右派分子臭不如猪。”刚好被一个过路的轮流来场帮工的党员编辑听到，便拉洪到一旁责问：“你怎能骂人家是猪呢？人家暂时是右派，还算是国家干部，一个月拿六七十元工资呢。”洪想自己是月薪20元的，临时工，此后才稍有收敛。

“右派”等另类户粮在农场，列国营农场“强体力劳动者”，月定量38斤，比机关干部多10斤。场长等“革命者”享有城市居民身分，户粮在报社，能分到各种票证。进场之初，“右派”们吃得饱。1960年农场工人定量削减至32斤，干部只剩24斤。场长们将老右的定量与自己的拉平，扣下8斤作为“奖励”，每出工一天补给2两。即便出满勤的也补不回4斤，每月被剥去四五斤，以之补贴干部们。另类一天吃12到14小两的饭食，而承担全场最繁重的劳务。天理何在？

我对克扣定量表示异议，场领导把我列为“不认罪”的典型加以批判。

饿汉当不了木匠师傅

农场加强党的领导，当了几个月场长的萨某被报社的党员事务长所取代，被降为副场长。半年后与另类一样参加体力劳动。后来，从闽侯县委调来的鲁党员当了场长，原场长降为副场长，其余副场长全部职务撤销参加劳动，从此结束了建瓯下放干部当政的历史。

鲁场长大展鸿图，新辟了养鸡、养鸭、养蜂等产业，试种玉米、碧桃、木豆，聘用农村能人进场带徒弟，让张若愚养蜂，白璧养鸡，郑右派放鸭。

大兴土木，筹建场部、宿舍及正规畜牧场，常用大量木料。恰好1960年秋闽江暴洪，漂木汹涌而下，许多原木搁浅在石鼓山湾汊洼地。全场日夜抢夺，小口径一人扛一棵，大口径2至4人抬上山，特大的就地拉锯剖开分段拉上来。场部安装了临时发电机，电锯剖木裁料，整日轰鸣如同大工地。雇来的土木匠人建了许多可住两三人的“更寮”，在陆连岛建起双层的养鸡木楼……

鲁场长富有“大跃进”和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求人不如求己，自我培养人才，挑选4名灵巧的劳工跟着木匠师傅学艺，以求将来不必花钱雇木匠。受选的李、郑二“右派”及赵、游二位原副场长，每人分给一套木工具（斧、锯、刨、凿、锤、钻、鲁班尺、墨斗等），每天到鸡场工地跟师傅学艺。鲁氏何等聪明，指望学徒出师后自行建设场部等后续工程。

40多岁的木匠师傅自带一名少年学徒。我们成了他的小工，整天锯原木（此时电锯已撤），将一节原木架在木马上，两人双头拉动锯子，朝墨线推进。拉到第三天才顺手，乏味地一上一下，一个多小时已饥肠辘辘了，便以修整工具为名停歇，找各种借口磨洋工。“你们是下放干部，我才不理你。”师傅如此思量，不会管这些人的表现。轮到挥斧、刨板、凿洞等工序，更是吃力，磕磕碰碰，手脚时常鲜血淋漓。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远非下田、养猪可比，却没有丝毫的粮食补贴。谁肯卖力，都祈盼回归原农牧岗位。

四学徒虚与周旋，工具不修整不上油，没多久便锈蚀不堪使用了。师傅不胜唏嘘，此时恰好工程下马，四学徒回归原位。“文革”中我以“现行反革命”罪回原籍劳改，靠木工糊口活了下来，这是后话。

追梦“摘帽”终画饼

1961年劳动节，报社党组在场员大会上宣布，摘掉郑某的“右派分子”帽子。这是新闻系统第一个样板，老右们莫不欢欣鼓舞，一致表示向郑学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

此时市场早已消亡，一切凭票供应。老右们户口在农场。惨了，本以茶叶卷成“烟”来抽，如今茶叶也没了，只能捡干部们扔下的烟蒂抽两口，神仙片刻。

我运粮时，抓一把糠麸装于裤袋，积少成多，每月回榕交给妻子，让她和上米汤捏成饼团，蒸煮了带回农场，一天补充一两块，骗骗肚子，但难以下咽，且拉出来的仍是糠皮。平时，我盯住路面、屋角、垃圾堆，见到菜帮、烂菜叶、番薯蒂便检上来，洗干净添在饭罐里，以增加饭量。有一天见一黄鼠狼在林下奔蹿，被我捕获，剥洗后与米同蒸，乃是上等佳肴。

在劳力纷纷病倒减员的情况下，病员奉命回城体检，我与肖右、老汪、萨某均被检为浮肿3个“十”，与印刷厂十几名工人一起脱产疗养了半个月。如何疗养呢？听说是孙老总，献出了特供的大豆、面粉、白糖，制成饼团，每人一天吃一块。大家睡在工人架子床上，吃各自的定量伙食，不用劳动。半个月后立竿见影，水肿均降为0或1个“十”，康复返回岗位。可惜不久却依然水肿。

在此情况下，我被降为半劳力，派去放牛。此时花生、地瓜刚收完.场员工余都到地里翻捡残余。我牵了全场唯一的耕牛到陆连岛河滨吃草，自己在旁边的花生园拾荒。不到半个时辰，耕牛不见了。“右派”丢牛“破坏生产”是要判刑的。我遍岛呼牛，涉过港汊追踪，声泪俱下。路人见我可怜，指点道：“刚才有人牵牛去恒心了！”恒心大队乃党员洪队长之家，我只好请求洪队长帮忙了。寻访到洪家.队长老父亲推说儿子没在，神情异常。我涕泪求情，愿意出钱赎牛。老人说：“你去找洪仔谈吧！”一语道出了破绽，牛是队长牵走的。我往回赶路，途遇队长。队长吓唬道：“你让牛乱跑丢了。我去报告场长，看你咋办？”我掏出钱包，将所有粮票5斤、现金10余元，一把塞在队长手上。他略为点数，放人衣袋，说道：“这一点点能赎一头牛吗？”我俩蹲在田塍上谈判，以现金25元粮票20斤成交，余额待我回榕取来补足，队长即回家牵牛给我。这一起偷牛勒索案，让我心惊肉跳，害怕队长随时捅了出来。
鲁场长始终将我当反面人物批判。他捏着整人的杀手锏，规定另类每月周日4天假可集中使用，打一声招呼即可回榕，步行到徐家村上公交车；若赶不上末班车便得步行到午夜才能到家。对我的休假，他或哼哈不理睬，或干脆“这个月罚你不休假。”在哼哈之间延误了时间，我多次赶不上公交车，漏夜步行4小时回城。

1961年秋汛涌漂木，全场动员，有的持竹篙将靠边的浮木勾靠岸，有的将搁浅的木头往上抬。可惜收获不大，多数漂木在眼底下流走了，鲁唉声叹气。我游泳兴头一时勃发，忘记了水肿残躯，扑通一声跳下江去，一个自由式便揽回两棵浮木，猛一推便靠岸被勾去。几个来回，漂经港汊的漂木全被截住。战利品愈堆愈多，鲁场长大悦，第一回向我发出亲善的语言： “快快上岸歇息！”“李原好身手！”“李原，不简单呀，为农场立了大功！”秋凉水冷，我三五分钟上岸暖和一下身子，鲁立即为我披上外衣，递来白酒；午、晚餐还专为我单独添粮加菜。三天水退，捞来的漂木堆积如山，连烧柴都不用买了。

陆连岛洪水期成了孤岛，有人摸黑前来偷窃，拆走养鸡场的屋梁、楼板、瓦片，场员隔岸斥赶也不顶事。鲁氏扛出保卫农场的唯一步枪，却找不到一个用过枪的场员。我喝道：“拿子弹来！”鲁递给子弹，我上膛朝鸡楼方向放了一枪，吓得窃贼驾舟窜逃。

次日，我请缨保卫鸡场，带上铺盖、日用品、口粮、咸菜、手电等，驾小舟渡了过去。自炊自宿，吟诗歌唱，做了三天“鲁宾逊”，直到水退连陆为止。

鲁场长从此对我和谐相待，不再刁难我的休假，甚至派些“公差”让我轻松一下。如去闽侯南屿镇运地瓜苗，免粮票吃了两餐招待饭。随养蜂人张若愚去大湖乡挑运蜂箱，放开肚皮吃了一顿午饭。此后连续一周，每天单人挑回6只蜂箱。总重50公斤，来回45公里。渴了喝山泉，热了跳下河游个来回，一路哼歌，自言自语，没人监管，深感自由的可贵。

可惜好景不长，此时农场日渐收缩，干部一个个回报社安置或下放基层工作，连右派肖、龚、戚都摘帽回城，张某等另类也分派了工作。砍掉畜牧业，退掉水田，只留几名工人和家属留守维持残局。有干部身份的唯我老右一人，孤零零与一位山东老汉（某编委亲属）住在旧鸭寮里，日常巡场看园子，苟延残喘地活着。

祸不单行。我忽然间大腿肿疼，终至不能动弹，管理农场的工人不敢怠慢，将我背到码头下船，辗转送交报社处理。我妻子偕同社医章女士将我送去省立医院急诊.确诊为大腿深部“蜂窝组织炎”，无法手术，需用大剂量青霉素注射，让炎症缓慢消失。没有床位，只能一天两次门诊打针。宿舍在破楼上，我动不了腿，妻子半扶半拖帮我上下楼，三轮车4次来回运送，代价太大，痛苦不堪，遂取药自理.雇一退休护士前来打针。

经过抗生素杀菌半个月，我能下床挪步了，改为半个月电疗一次。我老老实实回场销假，每半月回榕电疗一次。

1962年5月奉命调离农场。参加前往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的“省工作组”下乡调研.所谓“工作组”和“调研”，实为对另类的内迁（对付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成员都是未定岗位的农场苦力，包括摘帽右派龚、肖，不知名“黑人”张君，惟我为正式的“阶级敌人”。党员校对组长领着我们走了。我就这样不争气，继续戴着帽子白耗了近3年光阴。

（作者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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