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剧》第四部第十二章第一节：草原上的圣彼得堡（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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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内战和苏维埃制度的建立（1918-1924）


12 旧世界最后的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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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草原上的圣彼得堡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在其杰出的小说《白卫军》（The White Guard）中描述了1918年春基辅光怪陆离的生活，当时这座城市挤满了逃离北方布尔什维克的难民：

难民中有白发苍苍的银行家和他们的妻子，有精明强干的商人，他们把忠实的副手留在莫斯科，并指示不要与正在莫斯科公国诞生的新世界失去联系；有把自己的财产秘密交给可靠的经理人的地主；有实业家、店主、律师、政治家。还有来自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记者，他们出卖灵魂、贪得无厌、胆小如鼠。有妓女。有来自贵族家庭的雍容华贵的女士和她们娇艳欲滴的女儿，有来自彼得堡的脸色苍白、浓妆艳抹的交际花；有公务员部门主管的秘书；有形容枯槁的年轻同性恋者。有亲王、旧货商，诗人、当铺老板、宪兵和帝国剧院的女演员。

基辅并不是唯一一个以这种方式被占领的城市。布尔加科夫的描述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南方大城市。但是，德国和他们由盖尔曼·保罗·斯科罗帕德斯基（Hetman Paulo Skoropadsky）领导的乌克兰傀儡政府——承诺保护难民的财产并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存在，无疑使基辅成为一个值得去的地方。每一所房子都挤得水泄不通。俄罗斯亲王们睡在地板和沙发上。这座城市充满了一种狂热的兴奋气氛，每个人都活得好像没有明天一样。人们在昂贵的餐馆里大块朵颐，在俱乐部和赌场里豪掷千金，极尽骄奢淫逸、声色犬马之能事。咖啡馆出售鸡尾酒和女人，生意火爆。歌舞厅和剧院每晚都座无虚席，人们在笑声中驱散恐惧。商店的橱窗里摆满了法国香水和丝绸，大块大块的鲟鱼和鱼子酱，以及商标上印有双头鹰的阿伯朗香槟。

这些难民对布尔什维克恨之入骨。但很少有人愿意与之血战到底。“他们的仇恨”，布尔加科夫写道，“不是那种咬牙切齿、寝皮食肉的深仇大恨，而是一种愤愤不平、萎靡不振的积怨宿怼。他们坐在餐馆里吃午饭，读着北方最近发生的恐怖事件，怒不可遏地骂骂咧咧。但他们并不打算放弃这里舒适的生活去打仗。这是一个正在逃亡中的资产阶级。

只有军官——地主的儿子和因战争而中断学业的学生——对红军怀有那种锥心刺骨、不共戴天的仇恨。这些年轻人逃离了他们在前线溃不成军的部队，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全国到达南方城市。白天，他们身无分文、胡子拉碴地在街上游荡；晚上，他们睡在别人的椅子和地板上，用他们的大衣当毯子。这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一代，他们在内战中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们中的许多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庭被农民夺走了土地，或者他们自己的事业、希望和期待都因为革命而毁于一旦。他们狂饮滥醉，怒火中烧，一心只想报仇雪恨。

1917年冬天，这些学生军官之一罗曼·古尔（Roman Gul’）在前往顿河加入白卫军的路上经过基辅。10月，他收到了父亲的电报：“庄园被毁，速速离开”。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躲避布尔什维克的追捕。乘坐三等铁路车厢穿越俄罗斯，古尔对他周围农民大军脸上的恶意和敌视感到厌恶。“这些人砸坏了我们的老红木椅子，”他在火车上给一个朋友写信道，“这些人撕毁了我最喜欢的书，那些我在苏哈乌卡（Sukharevka）读书时买的书；这些人砍掉了我们的果园，砍掉了妈妈种的玫瑰花；这些人烧毁了我们的房子。”部分是为了报复这一损失，古尔像他那个阶层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决心加入白军。“我看到，在我们认为是革命的美丽女人的红帽子下面，实际上是一个丑陋的猪鼻子。我的内心充满了怀疑和犹豫，但我说服自己，为了最终纠正这一切，一个人必须承担责任，甚至必须准备双手沾满鲜血。”

古尔的目的地——新切尔卡斯克（Novocherkassk）——是阿列克谢耶夫和科尔尼洛夫领导的、刚成立不久的志愿军总部。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和科尔尼洛夫从贝霍夫修道院获释后，两人都逃到了草原上这个宁静的小镇，那里的顿河哥萨克人，被白军认为是旧制度坚定的支持者，最近选举卡列金（Kaledin）将军为他们传统议会克鲁格（Krug）的酋长。卡列金沉默寡言，性格阴鸷，是一个典型的老派哥萨克将军。1917年期间，他站在科尔尼洛夫一边反对苏维埃，并在8月的莫斯科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要求废除军队中所有的民主组织。

顿河克鲁格在11月20日宣布独立。顿河哥萨克领导人最关心的是捍卫自己的独立，但志愿军说服他们，只有与他们联合起来对抗布尔什维克，才能实现这一点。布尔什维克集结了顿河地区大部分非哥萨克人的支持者——包括俄罗斯农民（伊诺戈罗德奈）、工业工人和黑海舰队的水兵——对顿河地区的主要城市罗斯托夫发起进攻。因此，一开始，卡列金在11月17日欢迎志愿军——他们只有40名军官，自称是阿列克谢耶夫组织——的到来。他自己的部队已经迅速瓦解，因为年轻和更激进的哥萨克没有心思与红军作战，他们从前线归来，开始反对他的领导。许多当地的哥萨克人担心，志愿军的存在可能会使新切尔卡斯克，即顿河首府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目标。由于哥萨克人对白军的这种不信任，阿列克谢耶夫的军官起初不得不藏在医院里。但随着红军的逼近，很明显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无法保卫顿河，卡列金终于可以在没有哥萨克严重反对的情况下部署他们了。12月初，赤卫队终于占领罗斯托夫。卡列金实施了戒严令，并号召志愿军夺回该城（他自己的哥萨克人拒绝作战）。阿列克谢耶夫的军队此时已经发展到了约500名军官的规模，完全足以击败人数更多但纪律涣散的赤卫队。这场为期六天的战斗始于12月9日——俄罗斯的守护神圣乔治日（St George’s Day）。这是内战的第一场重大战役。

罗斯托夫战役是战争头12个月（1917年10月至1918年9月）的典型战役。由于双方都没有足够的人员和补给渠道，因此没有固定的“战线”，战斗的进行也极不稳定。大城镇可能被几乎不值一提的小军队所占领。大多数部队的移动都是通过铁路，因此这些早期的对抗被称为“铁路战争”。称其为战争很可疑，无非是把少数人和一些机关枪装上火车，开往下一个车站——然后把这个车站与城镇一起“占领”。这些战役中的“战斗”往往非常滑稽可笑，因为许多普通士兵，特别是红军方面的士兵，根本不愿意战斗（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军只是为了得到一件军大衣和每日定量的食物配给）。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敌对双方会在一个村庄或某个小镇上意外地相遇，并在会面后同意撤退而不是交战。特别是红军士兵，常常听到第一声枪响后就惊慌失措地逃跑；尽管作为“志愿者”的白军发生这类问题要少得多，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军官也被迫对自己的部队使用恐怖手段。在双方的行动报告中，军官们都淡化了士兵们的失败，同时夸大自己的“成功”。托洛茨基曾抱怨说，每座城镇都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才被攻克的，而每一次撤退都是“遭到优势兵力的猛攻才发生的”。雅洛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在他的讽刺小说《红军政委》（The Red Commissar）中最好地捕捉到了内战中这些荒谬的方面。小说中帅克式的主人公在他的右翼防线被攻破时，命令他的部队向左翼退却。然后他给总部发了一封电报，宣布取得“伟大的胜利”，包围了白军。

志愿军的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科尔尼洛夫将军超凡的个人魅力。杜霍宁在去年11月将最高统帅部的控制权拱手交给布尔什维克后，他和他的追随者从贝霍夫修道院的露天监狱逃了出来。由于排除了从苏维埃俄国内部扳倒布尔什维克的可能性，而且确实使自己面临被处决的风险，因此贝霍夫的将军们决心逃往顿河。大多数人乔装打扮，乘坐火车穿越布尔什维克俄国。卢科姆斯基剃掉了胡子，用德国口音说话；罗曼诺夫斯基（Romanovsky）伪装成一名少尉；马尔科夫（Markov）伪装成一位普通士兵。邓尼金假装成波兰贵族，乘坐三等车厢旅行：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目睹了老百姓对“一切在社会上或知识上高于普通人的东西”的“无限仇恨”。然而，一向心高气傲的科尔尼洛夫拒绝隐藏自己的身份，而是带领他忠诚的特金斯基团强行穿越敌对的布尔什维克地区。他们最终被一列红军装甲列车拦截并交战。科尔尼洛夫的白马在他脚下中弹。他设法逃脱，并重新集结了他的大部分部队，但他们已经士气低落，无法继续前进，科尔尼洛夫意识到，没有他们自己也能成功，于是决定抛弃他们，伪装成一个农民独自完成余下的旅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乘坐赤卫队的火车前往顿河的。

古尔在新年前夕抵达新切尔卡斯克，这座草原上的圣彼得堡是流亡的旧俄罗斯的一个缩影。泥泞的街道上随处可见风光不再的权贵。“这里有佩带着授带和肩章的将军，穿着五颜六色外衣的潇洒的骑兵军官，戴着白头巾的护士，以及头顶高高的高加索毛皮帽的土库曼战士。”古尔回忆道。许多杜马政治家前来试图领导白军运动：米留科夫、罗江科、斯特鲁夫、扎沃科、格·尼·特鲁别茨科伊（G. N. Trubetskoi）、尼·尼·利沃夫（N. N. Lvov），甚至社会革命党人鲍里斯·萨温科夫。主要的知识分子也把顿河作为自己的家，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谢尔盖·艾夫隆（Sergei Efron）是最早加入志愿军的人之一，她在莫斯科的阁楼上创作了一系列诗歌《天鹅营》（the Swan’s Encampment），其中她将顿河上的叛军理想化为俄罗斯的“青春和荣耀”：

白卫军：俄罗斯人英勇的
戈尔之结。
白卫军：俄罗斯民歌中的
白色蘑菇。
白卫军：天空中永不落的
白色星辰。
白卫军：敌基督肋骨上的
黑色铆钉。

——《白卫军》，1918年7月27日

对茨维塔耶娃来说，就像许多和她有着相同阶级和背景的人一样，顿河代表了拯救俄罗斯文明的最后希望。正如她所说，这是“旧世界最后的一个梦”。

在新切尔卡斯克，官方时钟是按圣彼得堡时间运行的——比当地顿河时间晚一小时——仿佛准备恢复在沙皇首都的政府工作。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象征白军的怀旧态度了。确切来说，他们是在试图让时间倒流。他们的一切，从沙皇时期的制服到正式的礼服，都代表着对恢复旧政权的渴望。在后来的日子里，回顾这场内战，所有白军最聪明的人，无论是在俄罗斯南部还是西伯利亚，都承认这种对过去的认同是他们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无论白军领导人如何承诺他们对民主原则的信仰，他们都太扎根于旧政权了，无法被接受为布尔什维克真正的替代者；而对于那些与普通人接触并形成他们对白军政权印象的白军军官和地方官员来说，情况尤为如此。加入志愿军的立宪民主党人阿斯特罗夫（Astrov）在1920年写道：“我们，用我们过时的伎俩、过时的心态和我们官僚机构过时的恶习，加上彼得大帝的《官秩表》，无法跟上红军的步伐。”民族主义者舒尔金（Shulgin）在1919年写道：“反革命没有提出一个新名词……这是我们悲剧的主要原因。”斯特鲁夫（Struve）在1921年撰文，强调这种“旧政权心理”是如何阻止白军采取赢得内战所必需的革命方法的：

从心理学上来说，白军的行为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然而在现实中，他们周围的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为了战胜敌人，他们将不得不经历一次某种意义上的重生……没有什么比这种心理上停留在以前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的环境）中的状况更能伤害“白军”运动了……具有这种“旧政权”心理的人沉浸在革命无政府主义的汹涌大海中，找不到心灵的方向……在1917年袭击俄国的革命风暴中，即使是彻头彻尾的复辟主义者也不得不在心理上变成革命者——因为在一场革命中，只有革命者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尽管老朋友阿列克谢耶夫多次邀请，但正是对这种复辟主义的厌恶——加上腿伤——阻止了布鲁西洛夫来到顿河。尽管他明显同情白军，但布鲁西洛夫相信他们的事业“注定要失败，因为俄罗斯人，无论好坏，都选择了红军”。正如他在4月初向一位朋友解释的那样，试图把时钟拨回去是毫无意义的。“我认为旧政权已经寿终正寝很久了。”科尔尼洛夫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用他的话说，可能是“勇敢和高尚的”，但也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注定会浪费很多年轻人的生命”。毫无疑问，这里面有一丝他自己对科尔尼洛夫的嫌隙。但也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使得布鲁西洛夫拒绝内战——在他看来，这场革命似乎是上帝策划的，是一出神圣喜剧的一部分，其结局尚未明朗。作为一名爱国者，布鲁西洛夫认为自己“有义务站在人民一边”——也就是说在内战中不站队，即使这也意味着背叛自己的社会阶层和意识形态。迈内克在1919年的箴言——“面对过去，我内心仍然是一个君主主义者；面对未来，我将成为一个思想上的共和主义者”——也可能是布鲁西洛夫自己的格言。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1857-1918）

志愿军是一支军官部队。这就是它的主要问题：它从未成功地吸引平民百姓的支持，甚至连私人士兵的支持都没有。当科尔尼洛夫第一次看到志愿军的名单时，他愤怒地喊道："这些都是军官，但士兵在哪里？在首批3000名志愿者中，只有不到12名普通士兵。在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支头重脚轻的军队。上尉和上校被迫充当二等兵。少将们不得不听命于一位中队长的指挥。关于指挥职位的不断争吵令总参谋部头痛不已。高级将领拒绝在严格按照功绩擢升的年轻军官手下工作；君主主义者拒绝服从反对沙皇的指挥官的命令。有些人拒绝在低于他们在帝国军队中的军衔的位置上任职，认为这有损他们的尊严。咖啡馆里坐满了这些无所事事的军官。他们把志愿军戏称为“玩具兵”。对自己从前的军阶和地位的自豪感压倒了他们战斗的欲望。

即使在这场运动的两位领导者之间，也不可避免产生小小的摩擦。科尔尼洛夫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而阿列克谢耶夫则负责政治和财政事务。但这种分工从未真正发挥作用，两个人相互龃龉。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日常沟通不得不通过信使进行，尽管两人的办公室就在隔壁。正如罗曼·古尔在新切尔卡斯克的军队办公室申请入伍时发现的那样，他们持续的争吵破坏了整体气氛。由于不知道征兵局是由阿列克谢耶夫的支持者管理的，他把科尔尼洛夫的一个亲戚作为他的推荐人之一。“那名少尉做了个鬼脸，耸耸肩，咬牙切齿地说：‘看，他其实不属于我们的组织’。”后来，古尔才知道“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和明争暗斗”。这种分裂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而是与战术、风格和个人竞争有关。两个人都接受二月革命，并承诺恢复立宪会议。但科尔尼洛夫对阿列克谢耶夫所奉承的立宪民主党政治家——实际上是所有政治家——充满敌意。与保守的阿列克谢耶夫相比，他更倾向于采取大胆的策略——包括在苏维埃俄国境内实施恐怖主义。科尔尼洛夫曾说：“即使我们不得不烧掉半个俄罗斯，让四分之三的人流血，如果只有这样做才能拯救俄罗斯，我们也会这样做。”阿列克谢耶夫和高级将领们把科尔尼洛夫看成是一个煽动者和鼓动家，他是在二月革命后才晋升为将军的。然而，正是这种“白手起家的人”的形象——科尔尼洛夫所塑造的形象——使他成为下级军官的偶像。这是旧沙皇论资排辈的原则与1917年大众政治之间的冲突。

作为一支由俄罗斯军官组成的军队，志愿军与他们的哥萨克东道主总是发生矛盾。白军领导人将顿河作为他们的基地，因为他们认为顿河哥萨克是旧制度坚定的支持者。但这更多的是源于十九世纪的神话，而非二十世纪的现实。事实上，哥萨克人自己也分裂了，无论是在地区上还是在世代上。在北部地区，哥萨克人和当地的俄罗斯农民一样，都是小农场主，他们普遍支持更年轻、更民主的哥萨克军官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想法，这将使他们与农民联合起来。北方人憎恨南方地区，不仅因为他们的财富，也因为他们的长辈自以为代表整个领土说话。来自前线的年轻的、厌倦战争的哥萨克人——受到从他们队伍中崛升的军官的影响——更倾向于与布尔什维克俄国达成某种协议，而不是与之对抗。因此，实际上只有在顿河南部地区——那里的哥萨克人更富有，更决心捍卫他们历史上的土地特权，反对俄罗斯农民土地改革的要求——的哥萨克人才准备与布尔什维克作战。相比之下，顿河北部大多数哥萨克人都支持卡门斯卡亚（Kamenskaia）军事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曾组织1905-1906年顿河哥萨克起义的军官菲利普·米罗诺夫（Philip Mironov）领导。米罗诺夫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把哥萨克人与俄罗斯农民联合起来。但实际上，他的卡门斯卡亚军事革命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军队从乌克兰东部入侵顿河时的第五纵队。与此同时，在顿河流域的工业城市，以俄罗斯工人居多，他们普遍支持布尔什维克，举行了一些抗议性罢工反对志愿军的存在。工人们屠杀了被怀疑是白军支持者的人——这实际上意味着所有的布尔乔亚——而白军则进行了同样野蛮的报复，挖掉了数百名罢工者的眼睛，并割掉他们的鼻子。简而言之，随着顿河沿岸城市陷入内战，恐怖活动也呈螺旋式上升。

对于越来越多的当地哥萨克人来说，这一切似乎是一场从俄国引进的外来冲突。在前线度过了三年的年轻哥萨克人对为白军作战的想法特别反感。因此，正如肖洛霍夫（Sholokhov）的小说《静静的顿河》（And Quiet Flows the Don）的读者所记得的那样，哥萨克父亲和哥萨克儿子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随着年轻的哥萨克背弃战争，卡列金的部队也分崩离析。因此，守卫顿河的任务就留给了志愿军和越来越少的忠于卡列金的老哥萨克。由于没有适当的补给及资金——罗斯托夫的中产阶级不愿意支持志愿军——他们几乎没有可能抵挡红军。

2月8日，在该市工人起义六天后，红军占领了塔甘罗格。他们现在距离罗斯托夫不到50英里。卡列金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志愿军认为没有必要为保卫罗斯托夫而牺牲自己的军队，准备放弃罗斯托夫，向南进入库班，在那里，哥萨克人由于担心红军的进攻，可能会被说服加入他们。卡列金辞去了酋长的职务。同一天，他开枪自杀。10天后，即2月23日，红军在三个月内第二次攻占罗斯托夫。25日，顿河首府新切尔卡斯克沦陷。随着顿河被征服，苏维埃几乎完全控制了俄国。只有库班仍然是主要的抵抗力量。列宁宣布内战结束。但事实上，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