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宝璟

于是乎

1966年2月16日袁宝璟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市。家中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三。他从小就渴望摆脱困苦发家致富；也许苦出身的孩子，求学就是想考上北京的大学改变命运。

袁宝璟：这个名字蕴含了父母深深期盼，宝乃，珍也，是一切玉石的总称。璟乃，玉的光彩。似珠宝般散发耀眼光芒，毫无瑕疵。

宝璟，乃暗含最珍贵宝玉散发最璀璨光芒，彰显父母希望袁宝璟人生走正道、成为人间发光体。

1966年，国家正值大饥荒，袁宝璟兄弟姐妹5人，饭都吃不起，由于古人多子多孙的思想流传，及建国初期，需要大把劳动力，于是每家每户都生许多孩子。

袁宝璟在家里揭不开锅的情况下，为了活命，被动由父亲送给了农村亲戚。

60年代，中国每一户家庭都经历过贫苦。相比之下，袁宝璟还是幸运的，虽然离开了辽阳市的亲生父母，却在农村拥有了上学的条件。

1983年袁宝璟在辽阳高中毕业时，高考志愿填写得非常明确：考进北京的高校。然而命运却与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过了高考录取分数线，可进不了北京，于是，他便潜下心来又补习两年，这对一个穷孩子来说，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

为了继续学业，他甚至去联系失联了很多年的父母，在他们的资助下，袁宝璟复读一年。

1985年，袁宝璟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中国政法大学。

袁宝璟为了挣出生活费，放弃了所有的娱乐，一边挣钱一边学习。他给教授抄书稿，每万字2块钱；给公司写信封，每千字5块钱；为了拿到每天两毛钱的伙食补贴，他还是不间断地参加学校体育运动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竟用挣来的钱，买了一辆旧三轮车，和外地民工“抢饭吃”。几年间，数不清有多少油盐酱醋、烟酒糖茶，通过他的三轮车，流进了京城大小胡同的杂货店……

一位袁宝璟的大学同学称：袁宝璟的家穷是穷点，可决不像他后来描述的那么惨。倒是他挺有经济头脑，每逢圣诞、元旦等节日时，他都喜欢在学校卖点贺年卡和明信片；每年放假回校，他总是带回点家乡特产在学校卖，“赚回了回家的火车票钱”。

因为在他眼里，北京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改革开放的总指挥部，还是人生最广阔的舞台，就连空气都充满了贵族气息。他在这里似乎已经感觉到把手一伸，就能摸到天，把脚步一迈，就能一步登天了。

为此，他干了三件令同学们眼花缭乱、且又不得不心服口服的大事。

首先，他这个长相气质很少会引起注意的人，用他那手漂亮的毛笔字，混到学校学生会宣传部工作后，引起了同学关注。同时把自己读书多、脑子快、说话能侃，且又富有东北人敢冒险，胆子大的特点，一一展示出来，并发挥到极致。

于是，他就像块“磁场”一样，把一位性格内向、容貌一般、家在北京的女同学吸引住了。她就是成为袁宝璟第一任妻子的宋海云。

现在说直白点，他当初选择宋海云，就是为了留在北京。

在此基础上，他又实施了第二个目标——把眼光投向了社会，科技公司，以及离财富最近的银行。并向那些神圣的“目标”递送出一份份“自我推荐表”。

他这种在京城推销自己的做法，无疑超越大多数同龄人，是非常精明之举。结果，他毕业后只在校学生处虚晃一枪，便如愿地进入北京中国建设银行工会做文宣工作，端起了一个令世人羡慕的“金饭碗”。

然而，他又很快发现“金饭碗”里的那点“薪水”，是杯水车薪的“温饱工程”，早已落伍了！

1992年，他又勇敢地迈出了第三步，毅然地辞去了“来之不易”的银行工作，在怀柔注册了建昊实业发展公司。并能在资金不足又乏门路的情况下，将目光瞄准了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大量科研成果。

他坚信那些经过论证和鉴定后就束之高阁、沉睡不醒的科研成果中，埋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等待着人们去唤醒。

于是，他像苦行僧又像推销员，迈开双脚一家家地敲企业的门。并很快“独具慧眼”地相中了“小黑麦”的项目，他认为这个能够将种子基因进行排序的基因工程，远远高于其他热门技术。

为此，他把多方筹得的20万元倾囊而出，买下了优质“小黑麦”专利。并决心将之实现产业化。

其实，产业化只是文明的称呼，他当时就是租地卖种子，去当汗流浃背的农民。半年后麦子成熟，由于麦种珍贵，很快地占领了全国市场，袁宝璟掘出第一桶金——获利200多万元。

这就是他所做的第一个实业项目，也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后真实数据。此后，建昊实业的资金链就开始充满了传奇色彩。

论理，此时他手握资金不算雄厚，可他却敢打破常规，独辟蹊径，断然决定：建昊参股收购一些他所看好，却要倒闭的企业——并以“51控制49＋融资再循环”的公式，打出了一张张出奇制胜牌

1994年初，他以收购条件相当宽松的510万元资金，获得海尔生物制品有限公司51％的股权。对剩下的49％股权，他又精明地和其他股东签了一个“股权回购合同”，承诺在一定的年限内，按同样的价格买过来。这样，他就拥有了这家资产估价1000万元的企业的全部产权。
随即他又将其抵押给银行，贷到1000万元，再用这1000万元，买到了一家资产评估为1900万元的怀柔温阳制药厂51％的股份。而后，再以温阳制药厂股权抵押借款，进行下一步的运作。

这种高风险杠杆的连环运作，使他就像一个高超的杂技运动员，连续做出了一个个高难度动作，获得了一阵阵掌声；也使建昊实业资产瞒天过海，用障眼法迅速增值。

以此类推，建昊实业一口气在怀柔收购了13家这样的企业。

1996年秋，建昊集团终于将总部移至北京，此时，他账面上的资产总额已高达30亿元，负债率11％，拥有的子公司和下属企业达60多个。

这就是袁宝璟30亿元资产之说的出处。

这时，袁宝璟才倒出手来，先以1亿元资金收购了比特科技60％的股权，

1997年通过重组，引入生物制药概念，抬高估价后出手转让。业界估测，这笔交易他至少赚到5000万元。

但此后，在风起云涌的资本市场上，却再难见到袁宝璟公开出现的身影。

事实上，关于袁宝璟早期发迹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后来汪兴检举揭发的：

1996年，袁宝璟通过贿赂家乡——辽阳化纤公司的正副三位总经理，挪用国家拨给辽化的二期工程建设款——人民币16亿元左右，分三四次陆续挪用到北京市东华证卷营业部他的账户上，以及其父袁敬民的账户，挪用时间长达两年之久。

换句话说，他就在此期间，仰仗“辽化的钱”，“财大气粗”地玩起“空手道”，搞了假收购“郑百文股票”，肆意操纵股市，使他的资金翻了几番，达到30亿元的。

有知情者称，更倾向袁宝璟发家史的第二种说法。

1996年，袁宝璟开始将商业版图扩张到四川，他看中了这里的期货市场。从他入局开始，当地的高粱价格一路上涨，最后达到了2000元/吨。对于当地四川本地的商户来说，袁宝璟是资产雄厚的大老板，自身没有没有能力跟他对抗。但是如果任由他这么搞下去，自己也没有了活路。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人，这就是当地的四川首富刘汉。

90年代初，他也开始从事炒期货的生意，覆盖范围包括大豆、钢铁等，由此赚到了巨额的利润。所以说，当四川本地的商户找到刘汉之后，他二话没说就回到了四川，准备跟袁宝璟这样的外地商人一决高下。

刘汉回到四川没过多久，有一个熟人找来了自己，原来是给袁宝璟做说客的。对方表示，希望大家不要互相做对，有钱一起赚就是了。此外，袁宝璟为了拉拢对方，还答应给他一笔单子，总价值为5000万元。可以说，对方做的可谓仁至义尽，但是刘汉并不买的账。因为对他而言，四川是自己的地盘，想要来这里做生意，自然要守规矩不能乱来。至于所谓的五千万单子，这点钱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刘汉果断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同时开始投入资金到期货市场。他还对袁宝璟放话说，现在的期货市场现价也不过1300元/吨，你们竟然敢炒到2000元/吨，这是自寻死路。随后几天，刘汉接连在市场中出手，马上将期货价格压了下来。如此一来袁宝璟的生意自然做不下去了，最后只能拍拍屁股走人。

虽然到现在为止，外界尚不知其具体损失额，但据称应在1亿到2亿元之间。大概这种失败，必须哑巴吃黄连——内幕一旦付诸法律暴露在阳光下，那冰雕雪筑的资产帝国承受不起这样的代价。

1996年袁宝璟和刘汉相遇的那场期货对战，光从资金量看，袁宝璟占据优势。“他交易资金1个亿，应该有两三个亿可以追加。刘汉也能找到两三个亿的资金，不过他做空，还要去订货，就需要多于多方的资金。但袁宝璟把价格炒得过高，刘汉进来后，很多原来做多的散户也倾向于跟着刘汉做空，价格就给顶住了，上不去下不来。”一位参与此次交易的期货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当对战进入僵持阶段后，袁宝璟派人来谈判，刘汉在谈判中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坦白。“刘汉说：‘第一，你把价格炒得太高，违背了大势，一定会输。就算你有钱，我也可以去找援军。第二，你如果现在退出，已经入局的资金没有办法，但后面的部分，我可以奉送一定的点数给你，当作你来玩玩。第三，如果你还坚持抬那么高，我就组织人去政府门前静坐，要求政府出手平抑价格。’”这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刘汉说这些并不只是吓唬对手，他确实做了这方面的人手准备。1996年政府正致力于平抑物价，刘汉判断涨幅超过一定限度，政府是有可能出手干预的。

刘汉在谈判中如此强势，还因为在入市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他通过自己在四川期货界的人脉和一些手段，拿到了交易所大部分席位的仓单，由此推算出了袁宝璟的持仓量。另外还通过银行方面的关系，查到了袁宝璟可能动用的资金量。这些做法类似于在赌场上偷看对手的底牌。不仅如此，刘汉仗着地域优势，还有两张底牌：一是涨跌停板的交易规则。这是国家赋予交易所的权利。多空双方交战，一方的保证金输完了爆仓，交易所要负担连带责任。1995年“3·27”国债事件后，为了控制交易风险，国家给予了交易所涨跌停板的权利。在与袁宝璟的对战中，四川联合交易所运用了这个权利，“相当于给了刘汉喘息的机会，给他时间去找资金，找援军”。另一张底牌则是交易席位。多空对战一般情况下是拼资金，但双方实力差不多时，最后的输赢都在交割量上。交易所的席位总量是固定的，每个席位的交割量也是有限制的，如果一方掌握的席位多，对手有再多的资金也进不来。“袁宝璟和刘汉的对战，最后就是在席位数上。刘汉把一些交易量不大的席位给控制住了。比如一个席位费一年5万元，他可能花高价给包下来了。袁宝璟找人来开仓，这个席位就是不开仓，不接客户。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当时四川联合交易所100多个席位，20%自营会员都是当地的，刘汉争取到了他们。”一位曾参与这次交易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最后的结果是，袁宝璟损失9000多万元平仓走人。单从输赢来讲，这个案例并不大，当时全国一年内输赢1个亿以上的对战有十几个，但袁宝璟手握重金，却处处受制，输得颇有怨气。

经此一役，刘汉不仅赶走了袁宝璟，自己还净赚2000万元。反观对方，损失了最少9000万元。不过，对于袁宝璟而言，几千万的损失并不算什么，自己能够承担。但是刘汉如此对待自己，这是不给面子，以后他说没有办法服众，他决定要复仇。

袁宝璟深深地知道这样一位在2003年“中国百富榜”排名第61位的对手，如果不快刀斩乱麻、不动用铁的手腕，将会后患无穷。

于是，袁宝璟挖空心思地在辽阳老家找到一位“黑帮朋友”，当地人们称之为“黑社会老大”的杨忠学。

他与杨忠学密谋后，1996年9月杨忠学指使李海洋、孙利到四川省成都市寻找刘汉，并发出射杀令：“见到刘汉就用枪打他，打死、打残都行！”

三个月后，杨忠学为李海洋、孙利提供了一支手枪及3万元人民币。1997年1月底，三人先后赶到成都市，杨忠学把刘汉的体貌特征、所乘车型牌号、告诉了李、孙二人。

2月1日21时，李海洋看见刘汉的车，停在广汉某宾馆门前，便回到租房处取来手枪，对准刘汉连开两枪。

据汉龙集团的员工私下传，当时是刘汉的保镖“替他挡了子弹”，刘汉才幸免于难，李海洋随即逃离现场。

案件很快侦破，最终杨忠学被判死缓，李海洋被判无期徒刑。在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中，对此事的原因描述为“杨忠学怀疑四川省汉龙集团总经理刘汉，在期货交易中欺骗其好友袁某，便指使李海洋携枪潜入成都报复刘汉”。

事实上，现在看来杨忠学、李海洋，只不过是“替死鬼”，因为在他们询问笔录里，都根本不认识刘汉。显然，袁宝璟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他这次逃脱了法网实属万幸，理应悬崖勒马，可他偏偏是个做事一不做、二不休的人。

于是，他第二次暗杀行动想到了汪兴。

汪兴是父母的独生子，1958年12月27日，出生在古城辽阳。1976年下乡，1978年考入大连警官学校，1981年毕业，在辽阳市刑警队当警察，由于刻苦钻研、智勇双全，很快就成长为辽阳警方的骨干。可以说他为古城的安宁，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破获了百起以上大案要案。什么“智破灯塔枪库被盗案”、“一家三口灭门惨遭杀害血案”等等。

当然，最值得称道的还是歹徒持枪敲诈勒索案，他曾在深夜的荒郊野外，化装成那位被勒索老人，赤手空拳与持枪歹徒搏斗，并制服了持枪歹徒，荣立了二等功。从而广播有声、报上有名，被辽阳人民誉为“辽阳亨特”，随后被提拔为辽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专案队长。

1985年汪兴27岁时，再一次受到组织关爱，作为优秀刑警被送到北京公安大学带职培训两年。
就在那天进京的路上，汪兴与袁宝璟这两个年轻的生命相遇了。
如果没有这次相遇，他们至今可能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那时，袁宝璟还是个没迈进大学门槛的穷学生，对穿着警服，很有英武之气的汪兴非常羡慕，曾主动热情地帮他安放行李。
说心里话，汪兴当时对这位献殷勤的人，并不看好，还出于职业习惯，有几分警惕。然而，伴随着他们谈话的不断深入，他才渐渐地感觉对方谈吐不凡，志向远大。

在北京期间，他们除了经常通电话，汪兴还经常去看比他小8岁的袁宝璟。
而每次去心里都很感动，因为他亲眼目睹了袁宝璟为了挣出生活费，放弃了所有的娱乐，一边挣钱一边学习。汪兴感动之余，有空时也帮他做“生意”。

1987年，当汪兴培训结束，按部就班地回到古城辽阳时，袁宝璟早已超越了“边学习边挣生活费”的初级阶段，竟破天荒地考虑起怎样能够留在北京了。

1992年初春，不知是初春带来的萌动，还是受到袁宝璟的影响，一直与他保持热线联系的汪兴，每次与他通完电话，都兴奋得睡不着觉：

同样一趟去北京的车，同样都去学法律，又同样经历了短短7年，袁宝璟神奇地成为北京的亿万富翁，而他尽管当了刑警队长，充其量还是个小警察。按社会衡量男人的标准，他要钱没钱，要车没车，要女人有了，可活得并不滋润。

汪兴的心里也开始强烈不平衡了。特别是有一次袁宝璟在电话里鼓动，炒股可以一夜成百万富翁，商机转眼即失！汪兴再也按捺不住了，顶着强烈的社会舆论毅然辞职，义无反顾地带着发财梦到北京，投靠“炒股大鳄”袁宝璟。

当然，汪兴当时辞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办案过程中，认识了比他小4岁的付晓春。

付晓春当时是银行白领，前夫因为诈骗被判17年徒刑，家产全部被查封，她与女儿被赶出家门。

也许这个柔弱女子沉静的美打动了他；也许这孤儿寡母寄人篱下无助的模样，拨动了他的同情心；也许他的婚姻并不幸福——他作为强者，不希望妻子抛头露面，而时任妻子偏偏喜欢社交活动、且能力挺强，两人在一起常常针尖对麦芒。

反正在那时，他没有拿付晓春当犯人家属看待，还帮她母亲到医院治病，帮她孩子联系上学学校，甚至拿出一些钱，帮她买下单位分的房子，这些都使付晓春发自肺腑地感动。

于是，1992年付晓春与监狱丈夫离婚后，两人就开始同居。试想一下，一个靠工资吃饭的小警察，要养活两个家，那显然是力不从心的。

然而，当汪兴来到北京，先帮袁宝璟卖过中国建设银行发行的“电力债券”580万元，更加坚信自己能行。

为此，他自己在证券公司开了户。开始时还好，他非常谨慎地泡在证券公司里，足足观察了一个月，才有勇气拿出两万元“投石问路”，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笔他人生中最大的赌注，竟在不到20天里赚了5000多元。比他半年工资还高！

继而，他又不失时机地小试牛刀，也都小有收获，为此，他有些飘飘然了。谁知他被股市风云刚刚托起来，还没有领略无限风光，又很快被摔下去——他最看好的股票突然一跌再跌。

论理，在前景尚不明朗时，应该冷静地隔岸观火。可投机心极强的汪兴，岂能经受住这种大起大落的考验——于是，他也伴随着股市的波动颠簸起来，今天买明天卖地穷折腾，很快把那点本钱折腾得不到一万元了。

在人财两空、回天无力的大背景下，他自然无颜回辽阳见江东父老，不得不投奔袁宝璟，想混出个“人模狗样”来。

而此时，袁宝璟并没有看重朋友情谊，而是按市场行为，发配他到深圳去创业，任南方建昊公司品牌经理。

他就是这样顶着好听的名声，只身一人，来到了人地生疏的深圳，自然倍感冷落，浑身劲儿使不上。

他觉得袁宝璟不够朋友。

1997年初，汪兴伙同他人再一次潜入四川，实施杀害刘汉的计划。结果他在成都呆了一个星期左右，愣是没有找到刘汉。最后袁宝璟不得不给他打来电话：“你回来吧，我们的期货输了，这口恶气早晚得出。”

这样汪兴回到北京后，大概属于没有经受住考验的吧，自然不会被重用，而被派到北京怀柔一家药厂当副厂长。

关于先后两次杀刘汉，社会上流传两种说法：

其一是袁宝璟后来在法庭上说的，第二次杀人是汪兴主动请缨，表示愿意帮助袁宝璟收拾拦路虎；

其二是已正式成为汪兴妻子的付晓春说的：汪兴在深圳当品牌经理，一天袁宝璟来电话，听到指令后，他情绪不高说了一句“好事不找我，犯法的事找我！”当天晚上，他便急匆匆去了北京。

1997年秋天，汪兴与袁宝璟“掰”了。

社会上也有两种说法，用汪兴的话说，他屡屡遭受不公平待遇还不算，万万没有想到袁宝璟得知杨忠学落网后，立即把他出卖给“杀手”四毛子，想利用四毛子的手杀他。他感到生命危险，才离开袁宝璟的。

而用袁宝璟的话说，他与同事关系处理的不好，并提出了种种要求，而袁宝璟没有理睬，汪兴心存不满才离开公司的。

反正，汪兴从北京灰溜溜回来后，另起“炉灶”开起了一家小茶庄，干了五六年连台车都没有混上，他觉得就很掉价。

他内心非常渴望袁宝璟能不看僧面看佛面，就凭他当初顶着社会压力，脱掉警服，摘下大盖帽，抱着强烈的发财梦投奔袁宝璟这一条，也应该给予他一些支持，一些补偿。

为此，他曾自以为当过警察，完全有能力搞定袁宝璟。换句话说他只要略施手段，恐吓恐吓对方，对方就得乖乖就范。

然而，汪兴失算了，他应该知道，袁宝璟是从社会最底层刀尖上滚过来的，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况且，袁宝璟此时不仅事业上如日中天，生活上也“去旧迎新”，1990年与前妻离婚后，1999年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藏族知名的舞蹈艺术家卓玛结为夫妻。

就这样，从1998年到2001年，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尽管汪兴电话不断，可袁宝璟以自己的身份、地位，绝对不能容忍一个无赖的敲诈。

这时汪兴才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普通的小商人，与财大气粗的中国亿万富翁斗，就像堂吉诃德一样荒唐可笑。汪兴不得不使出“杀手锏”，明确地告诉袁宝璟：如果再不“有所表示”，别怪我不讲义气举报了。

而按袁宝璟说法，自己此时非常愤怒，他觉得对汪兴不薄，已经先后给他七八十万，没有想到这个家伙贪心不足、反过来进行敲诈勒索。
在袁宝璟的冷处理面前，汪兴反而多次以炸弹炸断腿、绑架儿子、大卡车撞小轿车、写举报信等方式，威胁逐步升级。

袁宝璟说，大约在2001年上半年，当他发现家楼下经常有四五个东北人转悠，他认为汪兴跟他玩真的了，再加上有些南方口音的人打来电话，张口不是我们老大要你准备500万美金，就是闭口咱哥们要1000万人民币，如果你要报警，就灭你们全家。他才感觉不妙，并曾向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报过警。

然而，面对这么一个对公司内幕了如指掌，且当过警察的对手，尽管他口风很硬，心里也非常害怕。远的不说，就凭他曾指使汪兴买凶杀人，这一条抖落出来就要他的命了。

况且那恐吓敲诈电话不断加码，说袁宝璟偷税漏税，挪用16亿元公款，还说你想打我黑枪，我可以通过武警正常打死你！话语越来越恐怖，袁宝璟在笔录中承认精神也要崩溃了——只要汪兴活着，将是永远摆脱不掉的阴影。

袁宝璟为了“家族利益”，找来二哥袁宝琦，说汪兴又打来电话了！袁宝琦说：你放心，我来安排办了他！

二人密谋后，袁宝琦提出需要30万，用于灭了汪兴。于是，伴随着袁宝琦潜回辽阳，他亲自授意两个堂兄，一场谋杀便围绕着汪兴，神不知鬼不觉地展开了。

2001年初秋的一个夜晚，已经11点多了，汪兴正躺在家里，就听见有人高叫：“汪兴你下来！”他毕竟当过刑警队长，吩咐妻子马上报警。继而，汪兴躲到农村远亲家。

这时，汪兴作为有经验的“猎手”，已经隐隐约约感到要他命的人来了。2001年11月15日晚上6点多，北方的天已经全黑了，他被一个熟人电话约出来，正边走边接电话，马路旁一个瘦高的黑影，突然从后边窜上来，左一刀右一刀拼命扎他。他一边抵挡，一边喊救命，最后被出租车送到急救中心。杀他的那个家伙也乘乱向东跑了。

经医院检查：他被扎11刀！第一刀扎在后背直入肝脏、造成肝脏大面积出血；左前胸一刀，未及心脏；右肩一刀；左腹部一刀，大肠外露；左大腿两刀，其中一刀将腓总神经扎断；其余都在两臂处。他到医院后失血性休克，终于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住了一个多月后，拖着一条瘸腿出院。

汪兴这一次躲到鞍山一位远房哥哥家，名义上是休养，实际上秘密地进行了排查。先后排除了黑社会、后妻丈夫出狱报复等，最后把目标锁定袁宝璟。

那一刻，连他自己脖子都冒凉风了。

2002年8月23日，汪兴别无选择地走进了公安机关举报了袁宝璟。一共举报四件大事：

一是1966年袁宝璟利用钱权交易、挪用国家拨给辽化公司的二期工程建设款16亿元人民币，投入到北京市京华证券营业部袁宝璟的账户上，挪用时间长达2年之久；

二是指使杨忠学到四川广汉枪击刘汉；

三是袁宝璟私自伪造国库券大额存单；

四是因为他掌握袁宝璟许多犯罪事实，警惕他要买凶灭口。

2003年10月4日深夜，汪兴在辽阳一麻将馆玩到11点左右，开桑塔纳回家。此时，两个黑影躲在黑暗的角落，携带双筒猎枪，见他出来后，迅速抄近路来到他家附近等候。

大约11点30分，汪兴来到门前按响门铃。说时迟、那时快，一个躲在暗处的瘦高个儿端起双筒猎枪，冲上来朝汪兴连连扣动扳机。

惊恐的付晓春跌跌撞撞跑到楼外，发现丈夫倒在地上，身上一条长长的血迹，行凶者已了无踪影。

大约5分钟后，110警车赶到。经过警察现场勘查以及法医检验，认定死者为汪兴，左前胸部遭猎枪击中致左腋动、静脉断裂，造成急性失血性死亡。
就在汪兴被杀死的50天后，2003年11月24日，袁宝璟、袁宝琦、袁宝森先后在辽阳、南宁、北京落网。

2004年9月9日，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袁宝璟、袁宝琦、袁宝森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袁宝福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宣告后，四被告人均表示要上诉。而原告也感觉人财两空、坚决不服，表示要上诉。但是，在人们心里，这起案件已经尘埃落定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不该出现的奇迹，还是奇迹般地出现了——2005年10月14日，就在袁宝璟“头枕阴阳界、脚踏鬼门关”临刑前的最后时刻，那声应该响起的枪声没有响，随之，他被司法部门宣布：紧急暂缓执行死刑。

继而，从监狱里传出了这位善于敛财、善于制造悬念、善于一鸣惊人的“商界奇才”，通过遥控律师与妻子两个传声筒，制造出了两条令世界吃惊的特大新闻：

袁宝璟不仅检举揭发了一位省部级高官涉黑，还于10月12日，在律师的帮助下，亲手书写了一份长达3页的《捐赠书》。

袁宝璟在捐赠书中提到，他通过香港一家公司，控股了位于印度尼西亚某岛上的一处油田，占有其中40％的股份。有人按当时的世界原油市场价格计算，袁宝璟所占股份价值超过2520亿元。

换句话说，袁宝璟的财产已经不是人们所知的33亿、37亿和66亿，而仅在印尼一处就超过2520亿元！袁宝璟主动将495亿元捐赠国家！

经其律师刘家众证实，他见到了袁宝璟持有油田股份的全套商务文件，袁宝璟授权他代为捐赠。为了顺利实现这次捐赠，袁宝璟还让他的妻子——夫妻财产的共同所有人——卓玛也签署了一份同意捐赠书。

10月14日，卓玛在会见完袁宝璟后，立即回到北京，在第一时间落实这份捐赠。

10月15日，国家某部委一名办公厅主任会见了卓玛，在表示愿意代表国家接受捐赠后，反复问卓玛有什么要求。卓玛说，没有任何别的要求。此前，卓玛曾对媒体表示，袁宝璟是出于国家能源安全角度才有此“遗愿”的。

律师刘家众说，他也向辽宁省高院递交了捐赠书复印件。他认为如果审核确实，就符合重大立功表现的法律依据，他的当事人应该获得从轻判决。
这条惊人的消息在网络和媒体上不胫而走，顿时被炒翻了天。有人说，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袁宝璟才露出富可敌国的隐形财产2520亿，而他财产的唯一的继承人卓玛，也肯定是世界第一女富翁，甚至热心的人们连他们该交多少税，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人们的胃口越吊越高，在社会上越传越神，甚至推断袁宝璟这么大贡献，或许能摆平“法律”。

富有创造性的袁宝璟，是否又要创造一个新奇迹——起死回生？

可现实是残酷的。2006年3月17日上午，辽宁省辽阳市中院召开公判大会，宣布了辽宁省高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袁宝璟、袁宝琦、袁宝森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和执行死刑的命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袁宝璟福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袁宝璟雇凶杀人一案，辽宁高院审理认定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继而，人们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幅画面：袁宝璟身穿白色运动服，还戴了一条洁白的哈达，一脸微笑地走入法庭和家属打招呼。

可是，当法官宣布“袁宝璟、袁宝琦、袁宝森三人立即押赴刑场注射死刑”时，袁宝璟却大喊：“我不服，我要检举！”而他的妻子卓玛则痛哭失声。

当天上午8时20分，袁宝璟兄弟三人被法警押赴刑场。10时45分，执行完注射死刑后的三兄弟尸体，被送到辽阳市殡仪馆火化。

在殡仪馆院内，卓玛用一条白色的哈达把袁宝璟的骨灰盒包好，与袁家在辽阳的亲属们道别。随后，卓玛乘一辆“京A”牌照的奥迪车离去。

按照当时的法律，袁宝璟罪不至死，因为没有证据是他亲自指使别人杀人。不过，此时的刘汉却跳了出来，通过自己的关系将这件事做成了"铁案"。

候鸟南山

这是真的么？[好奇][好奇][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