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谭家桥，左倾路线下红军的悲歌，战神粟裕的崛起之路 ...

刘玲娜

一、

      1934年7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在王明 “左”倾 冒险主义 的错误领导下，红军损失惨重。以博古为首的中央苏区高层都明白，这次反围剿的失败在所难免。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中央决定派出一支部队，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党在全国的影响。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调动和钳制国民党军，为中央苏区转移争取时间。
       被选中的部队是红七军团。
       有句老话说得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句话用在此时是最恰当不过了。
       早在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就有一个吸引国民党军主力的天赐良机摆在红军面前：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十分痛恨老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他们就联合两广的李济深、陈铭枢另立山头，组成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
       并且，新政府还派代表至江西瑞金与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准备联合红军一起反蒋。此时的教员虽然还在坐冷板凳，但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他提出一个挽救中央苏区的策略：主张趁老蒋忙于解决“福建事变”时派红军主力挺进包括皖南在内的苏皖赣地区，因为那一带没有老蒋的坚固堡垒，比较容易建立根据地，可以达到缓解苏区压力的目的，同时也能策应李济深他们。
       但当时的教员并没有决定权，在博古和李德不切实际的指挥下，中央未能采纳这一良策，结果十九路军孤军奋战很不经打，轻易就被老蒋收拾了。这次机会的错失也让中央苏区彻底陷入被动，为后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埋下伏笔。
      这是处于人生低谷时期的教员的无奈，也是左倾错误路线下红军的无奈！
      最后，在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中央苏区势力范围锐减的情况下，博古和李德做出这样的决策为时已晚，此时战机已失，再想用红七军团北上已经达不到预想的牵制目的了。
      老蒋又不是傻子，眼看第五次“围剿”胜券在握，他怎么会因为喊着北上抗日口号的一支小股部队的出动而改变原有部署呢？结果就是中央苏区的压力丝毫没有缓解，而转入白区作战的红七军团每走一步都是举步维艰。
      当然，在情况万分危急之际，不管是决策失误也好，舍卒保帅也好，为了党的革命事业，即便牺牲在所难免，但那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光荣而神圣的使命，干革命怎么能怕流血牺牲呢？

                                                  二



     1934年7月，红七军团被调回瑞金，博古、李德、周公等中央军委决策层接见了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宣布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用一个半月时间赶到皖南，建立抗日根据地。
      然而，当时年轻的红七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当时却不清楚先遣队北上真正的战略意图，因为当时李德只是简单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最后目的地是皖南，在那里将举行“皖南暴动”，建立抗日根据地。
      在先遣队出发以后，按照原计划他们是要渡过闽江然后去皖西，可是中央军委又突然改变原计划，命令他们停止北上，攻取福州。红七军团6000余众经福建长汀、大田、尤溪、谷口、水口，直逼福州近郊。这个决策，有很大的盲目性，因为福州不仅工事坚固，更驻扎着王敬久的劲旅八十七师。
       缺乏武器装备的红七军团盲目打了一晚上，却并未攻克福州，只能向闽东转移，而敌军八十七师还从城里追了出来，向狗皮膏药一样在我们后方撵着。
       这次行动直接暴露了红七军团的真实实力，导致后来他们遭遇多方位的围堵。
      此后该部又来到闽东，在闽东，红七军团得到一定的补充。但是军团党代表曾洪易不同意留下来，非要前往皖西，完成行军任务。于是，红七军团只能离开闽东，在沿途的围剿之下边打边走，相继转战与闽北、浙江和皖赣边。
      虽然进一步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但是部队异常疲惫，却又不能停下休整。这让军团长寻淮洲和参谋长粟裕感到无比的困惑，眼见军团战斗力削弱严重，敌人又不断的围攻，寻淮洲和粟裕不愿意机械地执行命令，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军必然遭遇灭顶之灾。
      眼见敌人从各方围拢过来，寻淮洲和粟裕当机立断，离开浙西，挺进皖赣。这个决策也是迫不得已，当时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让红七军团完全失去了主动性，浙江是敌人的核心区域，敌人的实力和装备都是相当强劲的，这种情况下，与敌人去正面较量，红七军团注定困难重重。
       幸亏寻淮洲和粟裕对战场形势具备很强的判断力，并且他们能够冒着巨大风险顶住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指挥。这才让红七军团能够在绝境中及时做出调整，尽管这种调整未能让红七军团彻底改变被动局面，但是也让红七军团保留了一部分实力。

                                                   三



       红七军团1934年9月30日来到皖赣边，本来计划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皖赣边发展根据地。这也是寻淮洲和粟裕的想法，二人头脑灵活，总能根据现实情况去寻找机会，并以此来壮大我军队伍。皖赣边地形有利，补给也相对充足，这对于红七军团这支疲惫之师来说是绝佳的休整之所。
       只是这个想法又被李德否决，李德又要求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接受整编，红七军团只能执行命令，但他们面临着好几道封锁线！在突破重重围困以后，红七军团终于抵达目的地，只是他们只剩下2000余人。
      为了执行这些不切实际的命令，红七军团做出了极大的牺牲，由最初的6000余人损失三分之二，这仗真没法打啊。这种情况下，也不奢望什么独自创建根据地了，只能与闽浙赣的方志敏部红十军会师并整编合并了。
      与方志敏会师后，原赣东北苏区红十军军长刘畴西被任命为军团长，政委还是乐少华，参谋长也还是粟裕。全军团编为3个师，原红七军团缩编为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原新红十军编为二十师，师长刘畴西兼；赣东北苏区赤卫队员组建成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10军团继续担任抗日先遣队的任务。
      是的，最后成立红十兵团，军团长不是寻淮洲，而是刘畴西，寻淮洲是一个师长。
     当然了，这种整编也不能说是红十军强势收编，因为刘畴西是黄埔一期生，号称“独臂将军”，在红军前几次围剿时也是立下赫赫战功。论资历、论功勋、论年纪，这种形势下，他都是军团长的最佳人选。粟总此时也成了合并后红十军团的参谋长，只是苦了寻淮洲，由军团级指挥员变成师长。
      当然了，对于红军来说，这些也不算事。真正算事的是博古等人组建红十军团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失误，因为他们的意思是还以军团为单位与敌人进行正面决战，这种正面决战无异于以卵击石。
      这种情况下，最理想的办法是“深筑墙、广积粮，埋头发展根据地”，千万别当出头鸟。再说，红十军团擅长打游击，此时的粟总还没有未来在淮海战场上纵横捭阖的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对此，朱德也提出异议：“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
       随着红十军团的组建，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各路部队闻风而动，老蒋急令浙江保安司令俞济时带领第七师、49师、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第二纵队共11个团进行围剿，同时令赵观涛部堵击浙西、赣东，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堵击皖南，准备20:1的优势兵力围歼方志敏部。
       这里面有个补充第一旅，旅长是此时崭露头角的王耀武。在红十军团转移到黄山东麓的谭家桥时，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却紧咬不放，已经抵达汤口。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四



       谭家桥之战，是国共双方日后的战神级人物王耀武和粟裕的首次交锋，但却不能算是二人间真正的PK对决，因为此时的粟裕还是参谋长，并没有作战最终决策权。
       王耀武能够得到老蒋的另眼相看源于他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的坚守宜黄一战，正是他坚持死守，让红军始终未能攻破宜黄。从那以后，老蒋对王耀武格外器重，任命他为补充第一旅旅长。
       能够得到光头校长的信任和重用，王耀武自然信心倍增，他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怀着这样的雄心，老王率第一旅死死贴着我军，不知不觉成为追击我军的一支孤军。
       于是，方志敏召集红十军团高层商议，最终决定：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虽然王耀武装备精良，但是红十军团却拥有三个师的兵力，而且掌握了有利地形，局部战场敌弱我强。所以，这场伏击战就被确定下来，位置就是乌泥关至谭家桥的公路两侧，因为这一段在五公里范围内都有自南向北的小山坡，这个地形最有利于打伏击战。
      只是在兵力部署方面，刘畴西却与寻淮洲和粟裕出现分歧，也正是这个分歧，最终导致了红十军团的功亏一篑。
      独臂将军刘畴西决定以第二十、二十一师为主攻部队，而以寻淮洲和粟裕的第十九师负责穿插，截断王耀武的后路。
      刘畴西的这个安排让寻淮洲和粟裕存在异议，他们认为第十九师前身是经过千里转战的红七军团，能攻善守，野战经验丰富，更适合当主攻，而另外两个师一直在闽浙赣根据地，善于打游击，攻坚并不是强项，在面对强劲的敌人时可能会发生意外，应当调整互换一下。
      但刘畴西并未同意。
      最终的部署是：红19师在北，部署在公路右侧；红20、21师在南，布置在公路左侧，方志敏、刘畴西的指挥所设在钟鼓山后。
      1934年12月14日，王耀武挺进乌泥关，有很高战术素养的他马上看出这里地形险要，很容易遭到埋伏，于是他留下一个团做后手，其余的人马继续前进。从这一点来看，王耀武的军事素养是其他国民党将领无法比的，他能够灵活应变，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而这边，红十军团的全体将士正在屏住呼吸的等着老王钻套。有一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用在此处是最恰当不过的了。眼见王耀武的两个团就要完全进入埋伏圈，却突然出现意外：      一名红军战士可能是因为新兵过于紧张，拿枪的手突然就那么一哆嗦，这一哆嗦不要紧，枪却突然走火。他这一哆嗦就成了整个战役成败的关键。
      枪响立马惊动了敌人，他们发觉周边埋伏有红军，就向王耀武汇报情况。刘畴西眼见我军提前暴露，又气又急，这下埋伏就完全没作用了，只能与敌人硬碰硬的明战了，打吧。
       但王耀武显然不是吃素的，他很快判断出战场势态：红二十师战斗力并不强，只要进行火力压制就能够突破。随即王耀武一边命一部分部队抢占路边高地阻击后面的粟裕，一边命一部分集中迫击炮和重机枪对红二十师进行火力压制，压制的同时还向红二十师发起猛攻。
       在王耀武强势攻击下，红二十师火力不足的劣势暴露出来，马上就出现慌乱，原因就是前面寻淮洲粟裕总结的，红二十军脱胎于闽浙赣的红十军，擅长打游击却缺乏硬碰硬的阵地战经验。
       很快，王耀武就将红二十师的阵地被撕开了一道口子，乌泥关及谭家桥之间公路的高地尽被王耀武所夺，战场主动权完全易手。这时候，刘畴西急忙命令红十九师回援，但寻淮洲并未听从命令，他认为我如果从后路击溃王耀武，那不也是达到围魏救赵的目的了吗？
       寻淮洲还是没能认识到战场的复杂性，他内心所想只是出奇制胜，打出大胜仗，让刘畴西刮目相看。但他也低估了王耀武。
       在寻淮洲从后向王耀武进攻时，此时的老王已经占据主动优势的地位。因为在红十九师抵达乌泥关时，王耀武已经占领了制高点，这让迂回穿插的红十九师被隔断了，寻淮洲只能进行冲锋，准备以此冲破敌人的火力线。
       他手持冲锋枪带头冲锋，经过反复争夺，他终于拿下制高点，但这让红十九师伤亡惨重，基本上失去了继续战斗的锐气。关键的是，寻淮洲自己中弹了，在运送途中又从担架上摔了下来，因失血过多而牺牲，年仅22岁。 寻淮洲的牺牲是我军的重大损失。
      在寻淮洲牺牲后，方志敏动情地说：“寻淮洲同志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红七军团在两年中，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缴获甚巨。他很细心学习军事学，指挥灵活，他作战勇敢，曾五次负伤。他还只有22岁，他的牺牲是红军中很大的损失。”
      谭家桥战斗从早上打到下午，战况异常激烈，王耀武也称：“是役也，为本旅各次战役中最猛烈之战争！”
      由此可见，这一仗的激烈程度，这也让王耀武也心有余悸，他也没有料到武器装备如此低下的红军部队竟然如此强悍。
     眼见败局已定，方志敏只能下令撤退。王耀武以一个补充旅对抗红十军团，也已经精疲力尽，无力再追赶。可以说，这一仗的失利对红十军团影响是深远的。

                                                        五



       谭家桥之战后，红十军团此时完全失去了击败对手的锐气，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们只能在山间被动挨打，物资补给完全没有，还得不断的躲避敌人。而因为这次战局的失利，刘畴西也甚为自责，他个人的悲观情绪也表现出来，在决策时又六神无主优柔寡断，这对于队伍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在随后的半个月内，红十军团奔波不断，进行大大小小战斗十多次，只是这些战斗大多是被动的遭遇战和消耗战，完全不是红军掌握主动权的游击战打法。身为主将的刘畴西心烦意乱，总是无心恋战。      因为队伍处境艰难，他也失去打胜仗的信心，每次与敌交战一打就跑， 完全捞不到任何好处，部队补给就跟不上，整个军团人困马乏，士气进一步低落。
       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高层在浙西遂安开会，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红十军团接下来的出路，但是此时又出现分歧：
       粟裕主张就地分散兵力，选择红军擅长的游击战术，这不仅能够减小目标保存实力，更能够保证我军的灵活性，说不定还能取得一些战果！而刘畴西提出，应该早日返回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
      经过一系列的争论，方志敏拍板定案，决定采用后者。在红十军团里，方志敏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有最终决定权。但不可否认的是，方志敏作为我党早期杰出的政治家，在根据地建设方面确实有超凡的才干。其威望和能力甚至可以与朱毛相比，但比朱毛唯一不足的是，他不太擅长军事，认为与其在这陌生的地方坐以待毙，不如回自己熟悉的根据地去东山再起。
       方志敏和刘畴西一心要打回老根据地，他们认为这可以让疲惫的红十军团得到休整，可是现实情况相当有难度。一是敌人在前往苏区的路上设置了十几道封锁线，通过这些封锁线相当不易。二是当时的赣东北苏区已经大部丧失，由于通讯中断，方志敏和中央苏区当时都不知道这一情况。
      中央苏区同意了方志敏的建议后，红军残部在粟裕和方志敏带领下开始了艰难的转移。
      1935年1月，方志敏和粟裕带领部队离开安徽休宁开始返回赣东北，在行进到怀玉山地区时，遭到国军近10万人包围，本来，方志敏和粟裕领导的先头部队800多人已经冲出了包围圈，来到了江西陈家湾村，但此时悲观失望的刘畴西却带着大部队在后方磨磨蹭蹭的。
       在等待过程中，出于对刘畴西的担心以及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负责，方志敏让粟裕先行，自己回去接应大部队。
      1935年1月16日，方志敏和粟裕，这一对搭档虽然此时的相处并不长，但已经发现彼此是志同道合之人，临走时，方志敏对粟裕说：“虽然我们相处时间不长，但看得出来，你未来一定会成长为优秀的指挥员，将来必定大有作为，等我回来”，粟裕含泪告别。
      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我党失去一位优秀的领导人，粟裕失去一位好上级搭档。
      方志敏不知道的是，刘畴西的行军缓慢使部队陷入敌军大部队的合围之中。最终的结果是：方志敏和刘畴西都陷入敌人围困之中。饥寒交迫之下，内部出现的崩裂之势，而方志敏的警卫员下山寻找食物过程中被俘，随即叛变，方志敏和刘畴西相继被捕。

                                                六



       二人对革命的意志从来都不是外力所能影响的，刘畴西和方志敏都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此时唯一坚持和守护的就是他们的尊严。
      刘畴西虽然平时有点刚愎自用，但他对党的忠诚是没话说的，作为黄埔生，他拒绝了光头校长和其他校友的劝降，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言道：“死是不可是避免，至于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因为生命已经握在我的敌人的掌心。”
       而方志敏在狱写出更是写出《可爱的中国》和《清贫》等红色佳作。
      在被问及被俘了怎么办时，方志敏的回答很直接：“现在准备着越狱，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则坚决就死！”方志敏的铮铮铁骨和硬汉本色，感动了看守所的所长，正是如此，他才自愿为他送出文稿，使得方志敏的作品得以知晓于后世。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在南昌英勇就义。
     突围后的粟裕从截获的一份电报上得知方志敏、刘畴西在山中被捕的消息，他也明白，这意味着，红十军团主力已经全军覆灭。
      可以说，这是粟裕一辈子都刻骨铭心也永远无法释怀的。他面对的不仅是亲密战友牺牲的各种创痛和失败，他还必须选择带领部队坚持下去，必须勇敢地面对一切艰苦和挑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直至改编为新四军，开始了战神的崛起之路。
       这些痛苦的经历，也让粟裕军事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厚积薄发之下，我军的一位战神级人物逐渐崛起。最后，在解放战争中再次遇到宿敌王耀武，他不仅彻底击败了王耀武为方志敏、寻淮洲等报了仇，更是发动淮海战役，彻底改变解放战争的整个格局，为方志敏烈士心中“可爱的中国”的创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粟裕逝世后，后人遵其遗嘱，将其骨灰一部分洒在了孟良崮，另一部分洒在了谭家桥，战神要和他的战友们永远在一起。
注：本文作者曾在头条上以上、下两篇发过该文，现经过本人适当修改后整合成一篇发在知乎上，特此声明。

兴博

三个师？三个师加起来也才六千人

飛翔意大利

我印象中是九千多人，补一旅八千人。